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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723年，开元十一年，已经当了十一年皇帝的唐玄宗李隆基，遇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危机——没人愿意当兵了。更准确地说是连守卫皇宫的宿卫都没有人愿意当了。以至于宰相张悦提议，从关中各州以及山西上党地区募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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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府兵制到募兵制
募军的标准只有一个“材力骁健”，身体条件，尤其是身高符合精兵要求就行。至于身份是逃避服役的府兵，还是平头百姓都无所谓。待遇除依例免除赋役以外，还发放优厚的薪酬。同时马匹、武器也由政府提供。这个招募令一颁布，瞬间引燃了关中各地的从军热情，十天时间就募集了十三万精兵。为了区别过往义务兵性质的府兵，次年这支招募来的禁军被正式命名为“彍骑”。
这次兵制改革让府兵制彻底走进了坟墓。府兵制最初是北周的奠基人宇文泰，在西魏时期设计的，整个制度在隋朝完善并被唐朝沿袭。其主要特点有三：良家子从军、兵农合一、兵将分离。
首先不是谁都能当府兵的。农民依据财富被分为九个等级，严格依照标准的话，只有六等以上，且有三个壮丁的家庭，才有资格被选取一名壮丁服役；其次这些被遴选出来的府兵平时为农、战时为兵。日常管理、训练由军府（折冲府）负责。能够服役的男丁，政府会按最高均田标准，授予20亩可以继承的“永业田”，以及80亩可以交易的“口分田”。兵器、粮草由府兵自己负担，平时交由折冲府统一管理，交换条件则是免除租庸调等其他义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马匹这种最重要的战略物资，也是由府兵自己准备。不过战时征调，会支付相应的对价。
第三，府兵只有在战备或者战争时，才会调配给出征将领。同时边军与禁军会依远近距离不同，按照不同的周期进行轮换。所有这一切不光是为了不让军队轮为将领的部曲，更是为了保持整体的战斗力。
可以说兵农合一是府兵制的基础，即完美解决了农民与军队职业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，又解决了将领尾大不掉的风险。同时府兵能够有100亩田产，且不会因兵役过于繁重而影响生活，则是良家子愿意从军的基础。
然而一个王朝运行日久，土地兼并现象就必然会出现，很多制度也愈发难以落实。不仅府兵就越来越难分到足额的口分田，即便分配到手的田地，也有可能因灾出售给大地主。与此同时定期轮换制度也越来越形同虚设，被迫长期异地服役的现状，让那些有资格做府兵的男丁，更愿意做个普通农民，最起码每年在服完徭役之后，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家里。
于是唐玄宗上位后不久就已经为府兵减过一次负，将原本的四十年服役期缩减为二十五年。如果一直做边军的话，还可以缩减至十年。只是即便是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案也落实不下去，最终只能用募兵制完全取代府兵制。
募兵制最大的风险在于兵农分离，将大唐的安危寄托于职业军人身上。用《资治通鉴》的话说就是“兵农之分，从此始矣”。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，规避这一风险的办法，是由中央政府掌控军费及人事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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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度使来了
然而随着“节度使”制度的实施鸿E配资，这道最后的防线也失守了。
唐初的边军将领会被授予“都督”、或“总管”之职。公元710年，唐高宗李治任命薛仁贵之子薛讷为幽州节度使的时候，同时授予其“持节大使”一职，成为了“节度使”一职的开端。所谓“持节”简单点说就是代表皇帝行事。历史上那些出使外邦，或者巡视地方的官员，很多都会授予这样的权力。如果是给将领的话，则意味着这个将领在前线有生杀大权，无论是军中还是地方必须配合。
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，持节行事可以极大提升效率，反过来对将领的忠诚度也有很高要求，因此最开始并非常例。不过等到唐玄宗不得不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，任命边镇统帅为节度使成为常例。
安史之乱前唐朝在北方边地一共设了八个节度使，其中驻于北京的范阳（幽州）节度使，及驻于辽宁朝阳的平卢节度使为“东部战区”，负责应对契丹、奚人等东北边疆民族；驻于山西太原的河东节度使，及管理河南地的朔方节度使，则为“中部战区”，负责应对蒙古高原的突厥系民族；覆盖河西走廊的北庭、安西、河西、陇右四节度使，则为“西部战区”，承担着北抗突厥、南制吐蕃的战略任务。
为了便宜行事，唐玄宗任命的节度使均兼领管辖区域内的“支度使”（主管财权）、营田使（主管田粮），以方便各边镇自行募军养兵。
募兵可以让当兵成为一种职业，不必再困在农民与士兵身份平衡的怪圈中；每个地区各自募兵，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士兵异地戍边的问题。以此来说，募兵制和节度使制的实施的确重新恢复了唐军的战斗力，并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。
然而当节度使们开始军政大权一把抓，士兵又多是自己本地招募时，时间一长军队的效忠对象，就难免成为将领各人。此时唯一能够避免节度使军阀化的手段，就是定期调防、分而治之。悲剧的是，唐玄宗并不屑于这样做。公元746年，由唐玄宗一手在宫中养大的王忠嗣，同时兼任朔方、河东、河西、陇右四镇节度使，打破了过往的权力平衡。虽然次年王忠嗣被诬告贬官，但年过七十的唐玄宗，却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出在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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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想再赌命的安禄山
此后主动请求当杨贵妃养子的安禄山，取代王忠嗣在唐玄宗心目中的地位，并在公元751年成为统领范阳、平卢、河东的“三镇节度使”。然而站在安禄山的角度，却深知手握三镇唐军本身就是原罪，不可能不被朝臣猜忌。尤其是身为宰相的杨国忠，一再向李隆基表示安禄山必反，并表示已有反意的安禄山一定不敢进京了。
然而公元754年正月，安禄山还是冒险应诏进京，向皇帝哭诉他的忠诚。这一举动也进一步赢得了唐玄宗的信任，只不过此时的安禄山其实很清楚，自己迟早会成为第二个王忠嗣。三月初一，获准离京的安禄山以日行三、四百里的速度迅速逃回范阳。以至于看到他如此慌张的人，都认为安禄山必反。问题是李隆基非但不信，还会生气的把敢言安禄山谋反者绑起来，送到范阳城给安禄山处置。
一直到次年，当李隆基以为其在京为官的长子安庆宗，赐婚皇太子之女为由，再次诏安禄山进京时。再也不愿去冒险的安禄山决定起兵，造成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，就此拉开了序幕。
公元755年十一月，安禄山以奉诏清君侧（诛杀杨国忠）为名，征调包括契丹、奚人、室韦等族步骑十五万，自范阳起兵南下。为了出其不意，安禄山以每日六十里的速度兼程并进（正常行军是一日三十里），十二月份便渡过黄河。尽管安禄山的防区是在燕山南北，但一直到叛军渡过黄河，都没有遇到阻力。
收到消息的李隆基第一时间杀了安庆宗夫妻泄愤。以禁军首领张介然为“河南节度使”，前往河南指挥抵抗，同时征召朔方、河西、陇右等地边军入京勤王。不过真正能够帮李隆基解燃眉之急的，则是两员来自西域的战将——高仙芝与封常清。
帮大唐攻灭小勃律、石国、突骑施等国的高仙芝，此前已卸任安西节度使之职，入京就任右金吾卫大将军；曾经作为高仙芝侍从的封常清，则不光跟着高仙芝攻灭过小勃律国，更在两年前以安西节度使的身份，领军攻灭了大勃律国。此刻正在长安述职，准备改任北庭节度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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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开封到潼关
三员临危受命的将领中，张介然入驻陈留，中封常清进驻东都洛阳，高仙芝则于陕州驻军。其中陈留对就的就是现在的开封，自战国后期，魏国于此开凿运河连接黄河、济水、淮河以来，就是整个华北平原的水运枢纽，以及中原的地理中心。洛阳则是大唐的东都、天下之中，是夺取天下的标志。
至于陕州则位于现在的河南省三门峡市。当年受命辅佐周成王的的周公，以洛阳与关中之间的“陕”地为界，将天下分为了两个部分。自己负责陕东地区，周武王的另一个弟弟召Shào公则负责陕西地区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周召分陕”事件，陕西之名亦由此而来。
到了春秋时期秦国在陕城西面的灵宝，选择一段长约15公里、深约50-70米，最窄处仅能供一车通行的狭长谷地立关，并因其深险如函的地势全名为“函谷关”。尽管汉武帝时期，为扩大关内的范围，又将函谷关移至陕城以东的新安，但北望黄河、南依崤山的秦函谷关，才是真正函谷关。
一直到三国时期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，为压缩凉州军阀的控制线，在崤函古道的最西端、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建关，并全新命名为潼关，潼关方取代函谷关，成为分割陕西、河南的标志。
潼关虽然成为崤函古道的新标志，但陕城初代东西分割点战略地位，却没有丝毫减弱。从秦朝在此建制“陕县”开始，到唐朝将以此为中心建立陕州，陕城都是经略崤函古道的中心城邑。如果洛阳丢失的话，主政长安的政权一定会先在陕州设防，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以潼关为第二道防线。反之在东、西政权分治的情况下，陕城这个中间点在谁手上，也标志着谁会略占优势。
简而言之，陈留、洛阳、陕城这三座位于河南省的城邑，要是都丢了的话，那就相当于把大唐半壁江山给了安禄山。悲剧的是，叛军在渡河后仅仅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就连续攻克了这三座城。其中张介然就地组织的军队，在叛军来袭时一触即溃，张介然及一万多投降的唐军，均被安禄山屠杀，以报李隆基的杀子之仇。
主动请缨的封常清，虽然利用洛阳府库中的财物，紧急招募了一支六万人的军队，但这支由市民和奴仆紧急拼凑的军队毫战斗力可言。十二月十一日安禄山攻入虎牢关，十三日就攻破洛阳。封常清只能带着残部和物资退至陕城，并告诉已经从关中募兵五万的高仙芝，叛军锐不可挡的现实。高仙芝遂决定带着封常清退守潼关，以拉长叛军的补给线。
追根溯源的话，安禄山这次能够成功说服问下跟他起兵，与河北和关陇地区数百年来的恩怨有关。自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朝天下大乱，关东的河北地区，都在与关内的关陇地区争夺北方的主导权。比如宇文泰奠基的北周就属于关陇政权，而同时期高欢奠基的北齐，则属于河北政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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愤怒的河北与虚弱的关中
隋、唐两朝都出自关陇集团，又都定都于长安，河北地区很自然的在唐朝就被边缘化了。以管理府兵的折冲府来说，关陇地区就占据了一半，人口最多的河北地区占比还不到10%。这就意味着在府兵体制下，河北豪强、百姓很难通过军功出人投第。如今唐玄宗允许节度使们各自募兵，加上安禄山又有意笼络人心，不光这个恩情自然会寄在安禄山名下，更认定这次前往长安清君侧，是河北人翻身的历史机遇。
其次安禄山本来就是胡人，准备叛乱时又刻意拉拢东北各边疆民族，甚至在起兵前上奏李隆基，用三十二名蕃将代替一些跟自己不太亲近的汉将。为此安禄山所负责的三镇中，除了李唐龙兴的太原地区以外，其他两个半镇的将领都愿意誓死跟随，并在征战中无不以一当百。
反观长安这边，彍骑在运行二十余年后，就已然名存实亡了。以至于公元749年的时候，由于负责彍骑招募和训练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，当时的丞相李林甫干脆奏请不再调兵，只保留官吏和员额。而所有这一切，都被进京的安禄山看在眼里。
彍骑变成这样是两个原因造成的，一是半数彍骑负责防卫长安，其余的则分散在河南、山西南部等两京近畿之地，然后内部轮换。由于对外征战的事，都由边地的节度使和他们所募之兵负责了，彍骑相当于建立以来就没打过仗；二是兵源从农村良家子变成了心思活络的市井之徒，加上又不用打仗，这些所谓的禁军平时或做买卖，或沉迷于各种游戏，同时还会被权贵借调过去，当奴仆一样差遣。
府兵时期的宿卫是被人尊称为“侍官”的，意指侍卫天子之官。现在长安人如果骂一个人是侍官，则是对这个人最大的侮辱。这种情况下，自然不会有人再去从军做彍骑。而在折冲府已名存实亡，甚至士人们都以当折冲将为耻的情况下，无论在封常清还是高仙芝，临时在洛阳、关中征召的新兵，都只是没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。
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安禄山最后在长安呆的那两个月时间里，故意申请去当闲厩使、陇右群牧都使等管马的官。三镇节度使主动去当“弼马温”，除了彰显自己并不是一个贪恋兵权之人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利用权力把关陇地区的好马都挑了出来，然后差人偷偷运回了河北。
这种情况下，高仙芝决定将兵力收缩至北有渭水、黄河，南有华山做后盾的潼关据守，以为练兵和等待后援争取时间。这一计划从战术来说并没有问题。有问题是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李隆基，完全不接受两名寄予厚望的将领，才一个月时间就放弃了洛阳、陕城两个要地。尤其他派至前线监军宦官，向他回复二将是因为贪生怕死才主动撤退的。于是封常清和高仙芝还没来得及在潼关布好防线，就被李隆基下令阵前处斩，哪怕那些被招募的新兵，都一齐为之喊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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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舒翰悲歌
将斩了，潼关还得守。接替高仙芝的是正在长安养病的河西节度使哥舒翰。此前哥舒翰领军攻下了李隆基心心念念多年的石堡城，并且在之后与吐蕃的战争中，拔除了多个吐蕃建于河曲草原的重要城堡，为大唐扩地两千里。单从能力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哥舒翰一方面因为生病，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步两位同僚的后尘，从本心来说是非常不愿意的。
好在被迫接受任命的哥舒翰，很快迎来了三个好消息。一是叛军攻入洛阳之后，看到宫阙尊雄，朝廷的军队又如此不堪一击，纷纷请求安禄山干脆僭越称帝。于是安禄山便顺水推舟的于公元756年正月初一，于洛阳立国号“燕”称帝。称帝就要论功行赏、大肆庆祝，便没有乘胜攻击潼关。二是乘叛军逗留洛阳之机，河西、陇右、朔方，以及一些羁縻部落的勤王军队已至关中，加上高仙芝、封常清招募的新兵，总数已达二十万人。最起码在数量上不输叛军了。
三是从南方地区集结北上河南的十几万军队，虽然被叛军打得全军覆没，但郭子仪、李光弼率朔方边军却显示出了极强的战斗力，不仅先行收复隶属河东的山西北部，更于六月东出太行山，收复了十几个被叛军攻战的河北州郡。
与此同时匆忙集结于潼关前线的唐军成份复杂，哥舒翰因病无力统御，一时难以形成战斗力。为此郭子仪、李光弼送信至长安，献计称哥舒翰的任务就只是固守潼关，切忌主动出战。同时由朔方军在河北扩大战果，迫使安禄山回军。这个道理哥舒翰当然也明白，因此在潼关前面挖掘了三道深壕，并且一再向李隆基上表，表示安禄山反叛不得人心，只要能够守住潼关，就一定能够等到叛军自己分裂。
见后方形势危急，身在洛阳的安禄山其实已是归心似箭，只是不甘心就这么回去。《孙子兵法》云“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”。强攻二十万唐军据守的潼关，即便叛军有战力优势，想攻破也是千难万难。不过要是唐军主动出击的话，那防御优势可就转到叛军一方了。于是安禄山命驻守陕城的崔乾佑，以老弱在外示弱。这就让李隆基认定叛军军心已乱，如果哥舒翰此时出击的话，定能一战收复洛阳。
公元756年六月，在李隆基的连番催促下，自知难有胜算的哥舒翰，还是哭着带着十八万兵马出关（前军八万，后军十万）。并在函谷西侧的台地上，与叛军首次接战。对于防御方来说，最好的战术是当然是在秦函谷关所在的，那条数十里长的函谷两侧设伏。只是如果对方统帅谨慎的话，设伏者很难做到全歼对手。
于是为了麻痹唐军，崔乾佑在将主力埋伏于函谷两侧之后，故意只派出布阵混乱的万余军队迎战，并且在接战后就败逃。这种做法，坐实了叛军已将精锐调往河北的猜测，让追击的唐军放松了警惕，导致十八万唐军全部陷入函谷伏击圈。
在滚木、礌石、弓箭以及火攻的轮番打击下，绝大部分唐军都没能逃出生天，其中有部分还是逃命时淹死在黄河的。侥幸逃到潼关之前的唐军，又遇到自己挖掘的三道深沟阻拦，以至于直至尸体把壕沟填满，后面的唐军才能逃生入关。
最终在经历这场恶梦般的战役后，只有八千余唐军逃入潼关。两日之后叛军攻入潼关，哥舒翰本人也被反叛的部下绑至洛阳，送给了安禄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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