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1月，金正恩公开表示，“无法保障地方人民基础食品和初级生活必需品的顺利供应。”
这位年轻的朝鲜领导人，无奈地宣布了在朝鲜实行几十年的配给制度的破产。
其实早在他掌印之前，配给制在朝鲜已经名存实亡。
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朝鲜进行一系列农业方面的改革，实行介于包产和包干之间的联产责任承包制。
朝鲜是怎么操作的呢？
1996年初，朝鲜调整了从60年代末建立的“分组管理制”，在3000个合作农场中推行新的管理办法。
主要措施是分组承包、合理计划、超产自留、余粮可卖。
分组规模从过去的二三十人，缩小到十多人。每个组原则上由家庭成员、亲戚和邻居组成，长期不变。
展开剩余89%这和我国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点类似。
2001年，朝鲜又进行了经济改革。将原来的农业小组，改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“家庭农制”，每组成员更少了，基本上是一个家庭一个组。
这次改革的一大亮点是：
将原来对超额产品的分配方式，从平均分配变为按业绩进行分配。
这样改革，旨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。
另外，朝鲜政府允许农民在自家养家禽，允许有自留地，允许在房前屋后栽种果树，其产品也有权自行处理。
也允许小集体单位设立摊位，出售自己制作的各种食品。
允许服装、布料、鱼、肉、粮食等轻工业产品进入农贸市场，增加了市场销售的物品种类。
同时，在中朝边境设立几处露天农贸市场，可同中国人进行农产品交易等。
金正日这样改革，就是在为放弃从1952年开始实行的覆盖全民的粮食配给制做铺垫。
2002年7月起，朝鲜彻底放开粮价，特别是大米的价格，对原来几乎免费提供给农业小组的水、电、化肥、农用薄膜等物资，按实际价格收取费用。
工业方面，改变了原来一直在企业推行的“大安工作体系”，即党委负责制天宇配资，实行“独立核算制，正确利用成本、价格、盈利性等经济杠杆”，让企业自负盈亏，并首次提出了盈利的概念。
金日成时代，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只是国家的附属物，金正日主政后，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。
1998年9月，朝鲜宪法修正案，将以上改革以宪法的形式加以固定。
在进行工农业改革的同时，朝鲜还调整了价格体制和工资制度。
从1997年到2002年，朝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明确提出废除配给制度，改善双重价格制度，扩大奖励制度，将物价和薪水分别上调了约25倍和18倍。
物价的大调整，让各种食品、生活日用品都大幅度涨价。
如大米的收购价格，从原来的每公斤0.6朝币提高到40朝币；销售价格则从原来的0.8朝币提高到44朝币。
工资的涨幅也较大，一般工人的工资，提高后平均可达2000~2500朝币，提高了15~20倍；教育、科研工作者以及厂矿企业一线职工，工资涨幅最高。如大学教授的工资原来是200朝币，提高后可达4000~5000朝币。
以上改革措施，几乎是按照中国改革的步子走的，可是效果却大不一样。
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的朝鲜，一直没有更多的物资积累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。
几十年来，朝鲜在中、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，习惯了伸手要，没养成过苦日子的习惯，没有打下扎实的工业基础，而是将大多数钱投入到军事建设中。
朝鲜军费最高时，曾一度达到GDP总额的41%，2021年是24%，2024年也将达到15.9%。而四处出兵、搞军援的美国，2023年军费开支只有3.21%，中国则更少，仅为1.3%。
金日成时代，朝鲜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，百姓生活一度比韩国都好得多。
中国改革开放以后，中朝两国关系正常化，几乎停掉了对朝鲜的一切免费援助，让朝鲜陷入粮食恐慌和经济危机。尤其是90年代末，危机逐渐加重。
金日成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推行的经济解冻计划，主动与日本、法国、联邦德国、中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接触寻求合资，正是在中、苏两国尤其是中国“断供”的前提下进行的。
可是朝鲜相关法律并不健全，最终留下来的外资企业少得可怜。
90年代初，朝鲜经济出现了崩溃局面，尤其是94年到98年的苦难行军时期，因为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的粮食产量锐减，以及罕见的自然灾害，让朝鲜经济遭到重创。
虽然来自中国、俄罗斯、韩国等国家的援助让朝鲜没有出现重大饥荒，但大幅度的粮食减产，让本就产粮不多的朝鲜难以承受，经济一度倒退了约四分之一。
因为这些原因，才让金正日下决心要像中国那样进行改革。可是，朝鲜的家底太薄，又急于求成，在没有充足的政策保障和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，大幅度提高物价和工资，只是制造了通货膨胀，并无太多收获。
比如，2002年每公斤44朝币的大米，到2009年飙升到每公斤2500朝币天宇配资，上涨了57倍。
显然，金正日废除配给制、改善双重价格制度、扩大奖励制度的努力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这也是金正恩上台后，又开始实行配给制的一大原因。
2010年以后，朝鲜通货膨胀更加严重，地下钱庄的外币兑换业务火爆，连外币兑换价格也跟着暴涨。
通胀的严重后果，又导致朝币废纸化。自由市场的主要存在形式，从钱物交易变为原始的物物交易，占朝鲜人口70%的非农业人口，想购买农产品，只能拿东西交换。
而那些有钱却没有东西的中产家庭，很多只能靠亲朋馈赠或用外币购买高价物资以满足生活需要。
但是，通胀没有迟滞金正日改革的步伐。
1996年9月起，朝鲜先后开放几个经济贸易区，并计划设立经济特区，并将中朝边境的新义州改为特别行政区，直属于朝鲜中央政府。
新义州在行政、立法和司法上拥有很高的独立性。朝鲜政府的目的，是将该州建成金融、贸易、商业、尖端科学、娱乐和旅游等为一体的国际综合区。
并学习香港的模式，任命一位非朝鲜籍国际人士担任特区首脑，聘请一位欧洲人担任特区法务局首长，一半以上的立法委员聘请人担任，实行无关税原则、美元为通用货币、允许土地私有化，等等。
为满足外贸需要，朝鲜还在金日成大学等重点大学设立对外贸易专业，以培养所需要的经贸人才。
为适应改革，1998年9月，朝鲜又对宪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。
如将“生产资料只能由国家和合作集体所有”，改为“生产资料归国家和社会合作社所有”；增加了“特殊经济地区”的概念；删除了“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基础”和“背叛祖国和人民是最大的犯罪”等等。
宪法的修改，实际暗示着朝鲜将新建一些不同类型的经济特区，扩大对外开放。
按朝鲜领导人的说法，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在平等和自由性原则基础上，该开放的都开放了。
但事实上，朝鲜并未学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精髓，一边改革开放，一边沉迷于计划经济时代“闭关锁国”所带来的安全感，改革也就走了样。
金正日为加大改革力度，陆续向中国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泰国等国家派出专家组，研究他们在企业管理和市场经济的动作情况，以便借鉴经验。
他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变化过程的特别研究小组，设置了一个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机构，同时命令有关部门的干部研究大企业的管理，以利于朝鲜党和政府更好的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认知和了解。
金正日的这些举措，本意是好的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收效甚微。
金正恩上台后，继续加大改革力度，同时也继续推行配给制。
但以朝鲜的经济状况，根本无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配给制，而仅限于平壤300多万人才能享受得到。可即便如此，平壤的配给制也进行不下去了。
至于那些被单独划出来的特区，也在试行几年后纷纷宣告失败。
配给制度，作为战时或物资匮乏时期的一种物资分配制度，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以及二战时期的苏联、英国等国家均推行过。
但长期以配给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的物资分配体制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不足，意味着贫穷和落后，必然会出现问题。
远的不说，疫情期间的上海就是如此。
和朝鲜差不多人口的上海，疫情期间对援助物资实行配给制，但在调度和分配上没有协调好，出现过不小的混乱。
上海还只是物资调度出现问题，并不是东西不够用。
但朝鲜连东西都不够。
有人因此开玩笑说，在撒哈拉沙漠实行配给制，沙子都不够用。
中国之所以放弃计划经济，实行市场经济，就是看到了配给制度的弊端——平均主义永远不会让人民富裕，国家强盛。
于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，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
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，国力大幅度增强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，不仅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，还让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也摸索出一套成功经验，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。
可是朝鲜改革了20多年，连人民基础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都保障不了了。
1985年4月，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指出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。
中国进行改革开放，实行市场经济，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不曾动摇。
朝鲜设立特区的那些做法，就有些跑偏了，甚至有复辟资本主义之嫌。
总的来说，朝鲜在改革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想要成功，想要国家富强，要学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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